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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體檢測”并非“抗原檢測”。
新冠病毒抗體，是感染新冠病毒后機體自我產生的免疫反應標志性物質，常見的有ＩｇＭ抗體和ＩｇＧ抗體。二者都屬于免疫球蛋白，但有明顯區別。
ＩｇＭ抗體感染以后７天內就能產生，但相形之下抗體持續時間也較短，約為２－３周后就會轉為陰性。ＩｇＧ抗體，感染后兩周內才會出現，持續時間也比較長（大多為數個月）。因此，ＩｇＭ抗體增高，通常意味著受檢者正處于感染期；ＩｇＧ抗體增高，意味著受檢者既往發生過感染，或正處于感染恢復期。
若新冠病毒ＩｇＭ抗體檢測為陽性且有相關臨床癥狀，可作為新冠病毒感染的輔助性診斷依據，此時暫不推薦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若新冠病毒ＩｇＧ抗體陽性，ＩｇＭ抗體陰性，則提示受檢者既往感染過新冠病毒并基本恢復，或提示曾經接種過新冠疫苗。
若新冠病毒ＩｇＭ和ＩｇＧ抗體均為陽性，提示受檢者可能正在被新冠病毒感染，需要進一步排查（注意：如果受檢者在兩周前后接種過新冠病毒疫苗，也有可能導致ＩｇＧ和ＩｇＭ抗體陽性）。
因此，新冠病毒抗體檢測可以作為新冠病毒感染輔助診斷的依據，也可用于新冠病毒疫苗接種時間及接種方案的推薦依據。
疫情已進入低流行水平，
是否有必要進行抗體檢測？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感染病科高曉東醫生指出，ＩｇＭ抗體和ＩｇＧ抗體其實并非新冠病毒的特異性抗體，包括類風關等疾病也可能導致指標升高，這意味著臨床存在一定假陽性。目前我國確實有特異性的新冠病毒抗體檢測，但僅限少數機構臨床研究所用。
中日友好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醫生王一民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達了一致的觀點，例如疫苗接種者，既往類風濕關節炎等免疫性疾病患者等，進行抗體檢測就可能出現假陽性，因此臨床一般不單獨以血清學抗體作為診斷依據，仍要結合臨床表現、流行病學史及抗原或核酸檢測綜合判斷。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副主任王新宇介紹，感染新冠病毒后會導致人體內相應抗體水平升高，接種疫苗后也會產生類似的反應，這種免疫反應通常會隨之時間而逐漸減弱，抗體水平逐步下降。但新冠抗體檢測只是統稱，其實種類繁多，有前文提及的抗體ＩｇＭ、抗體ＩｇＧ，有針對Ｓ蛋白、針對Ｎ蛋白的檢測，還有針對所有抗原產生的總抗體……檢測方法也各有不同。研究中，還可以專門針對原始毒株、奧密克戎毒株檢測專門的中和抗體水平，因此不是簡單說看抗體水平就能判斷是否免疫水平。對于個體而言，抗體ＩｇＭ要用于動態監測才更有意義。
王一民也指出，目前監測的血清ＩｇＧ和ＩｇＭ抗體不完全等同于感染新冠病毒后的保護性中和抗體，因此不能認為抗體滴度高度就與“保護力”有關，如果有條件的機構可以開展中和抗體檢測，這一指標的高低對于指導疫苗接種，評判全體免疫保護水平及反復感染風險有一定作用。
專家認為，目前臨床開展的檢測新冠抗體對于個體來講，通常不能簡單作為是否會免于再次感染的依據，臨床價值相對有限，并不建議所有人都進行檢測。
但是從公衛角度，開展抗體檢測，可以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措施調整提供科學依據。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疾控系統常年都會開展一些小規模血清抗體檢測，比如，在某個城市抽取幾十個人，尤其是兒童，了解他們接種過乙肝、麻疹等疫苗后，人群的免疫基礎水平如何。早在２０２０年，中國疾控中心組織完成了全國新冠肺炎血清流行病學調查和分析，該調查涵蓋了武漢市、湖北武漢之外市州、以及湖北之外六個省份（北京、遼寧、上海、江蘇、廣東和四川），采用抽樣調查設計選取社區人群３．４萬余人，通過檢測調查對象的血清新冠病毒抗體，估計人群中新冠病毒的感染水平，通過研究闡明傳染性疾病的發生與流行的規律，評價預防接種的效果等。
目前第一波疫情已經過去，但是根據國外的經驗，可能還會發生第二波、第三波疫情，那么在不進行大范圍的核酸檢測和抗原檢測的情況下，人群血清抗體調查將有助于摸清群體感染情況、為后續疫情防控提供決策支撐。像北京即將開展的人群血清抗體調查，既有血清學標本采集，也有問卷調查，包括核酸和抗原檢測情況、發病就診轉歸情況、疫苗接種情況等信息等，結合之前臨床數據、疫情監測數據，有助于得到更加準確的判斷。
此外，通過抗體檢測，可能發現一些自己并不知情的隱形感染者，還可以幫助受檢者評估自身對新冠病毒的免疫力情況，特別是對于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慢性肝腎疾病、惡性腫瘤等疾病以及老年人群體，也具有重要意義。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王全意表示，風險評估是接下來疾控部門要開展的重點工作，疾控部門將一方面監測病毒變異情況，另一方面監測疫情流行強度。考慮到隨著時間推移，抗體水平也會自然下降，將來根據需要，可能開展動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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